如果西藏文化远离了佛法也就远离了西藏文化，佛法是西藏文化的脊梁，佛法的首要的任务是帮助每个个体实现精神的解脱。责怪它没有创造出科学、财富与繁荣，就如同我们责备一位大学教授没有参与农田的播种、工厂的劳作、货物的贩卖或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一样，绝对是一种苛求、甚至是荒唐。况且，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倚赖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性格、资源状况、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参与和相互作用，任何单一的力量都无法独立承担。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佛教有否直接发展出物质文明，而是佛教对于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究竟是持怎样的理念和立场。我相信，当医学进步、人道帮助机构、社会互助、物质发达和科学发达有助于人们减轻痛苦时，任何一个佛教徒都不会对他们的益处提出怀疑。不应当堕入任何极端，当物质进步象这样有助于治疗痛苦时，拒绝或轻视它都是可笑的。可是相反的极端也同样是非常不健康的。

为了一种纯外部的发展而忽视内部的发展，长期下去，会有一些更有害的后果，因为由此而生出不宽容和好斗性，于是便有了战争；生出难以满足的占有欲，生出对于权力的角逐，于是便有了利己主义。如果精神价值停止启发这个社会，物质进步就成为掩盖生活的无用空虚的一种表面现象。因此，象在面对一切对立两极的事物时一直采取的态度一样，对于物质与精神，佛教同样秉持一种中道的观念。公正的道路常常就是中间的道路。

理想的方法是明智地利用物质进步，而不要让它侵入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行动，同时优先考虑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存在者的内部发展。我们可以在始终意识到精神性事物与暂存性事物各自的重要性的条件下，理智而积极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二十世纪传入西方的佛教确实给予了整个西方世界一种强烈的震撼，而且方兴未艾，至今仍然随着一个个西藏上师的身影在欧美社会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 · 瓦莱拉甚至如此赞誉： “ 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 ‘ 文艺复兴 ' ，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 ”

佛教给西方带来最大益处的一点，即佛教给所有的人，不论是信教者还是不信教者，都提供了一种宽容、精神开放、利他主义，坦诚信任的景象，一种精神科学。此外，佛教呈现它的思想，但并不企图将它们强加于人，更不想使任何人皈依；它只打算和那些希望分享的人分享一种体验。简而言之，不是要使人改宗，而是要对他人的幸福有所帮助。

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一位喇嘛被邀请到英国讲解一星期的福音书。开始，他自问：我怎样进行呢？我从来没有学习过福音；我将怎样从有关一个创世上帝的假设开始呢？而创世上帝是我们在佛教里所不考虑的。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可是，试试看！为什么不呢？于是，他就对一群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讲解了几段福音。最不寻常的是，当他读着并讲解福音时，基督教的教士、修士、修女们，激动得落泪，感觉是第一次听到一些他们一生都在听的福音片段！这位喇嘛就是享誉西方的西藏上师索甲仁波切。其代表作《西藏生死书》风靡欧美，被译为二十六种语言。佛教只是希望帮助西方的人们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精神传统。所以我们根本不是一种传教的态度。应当按照人们本来的样子，就在他们所在之处，对待他们，帮助他们欣赏生存的根本价值，而绝不是消灭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文化间的交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间或者是族群间的文化交流，愿我们的世界能有更多像索甲仁波切和西藏生死书的圣人和名著！